中国自1981年4月8日正式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了。这些年来，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与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紧密配合，并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外交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民航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履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野生生物对于人类的生存既是必须依赖的资源，又是不可或缺的环境。作为资源它们有可再生性，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环境，它们构成和维持着整个地球的生命系统——生物圈。经过四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和数万年的社会进化，人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在赞叹的同时，也应反省我们的失误：物种灭绝、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口爆炸。这些失误已经开始损害人类自己的生存基础。人类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虽是“亡羊补牢”，但“犹为未晚”。这应是全球各国共同认真、切实地执行CITES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基础共识。

中国是世界上动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占世界总数的约十分之一。尤其是她广阔的地域、复杂的自然环境类型，孕育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种类。像大熊猫、朱鹮、白鱀豚、扬子鳄、中华鲟、水杉等等，不胜枚举。

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在很早之前就有了自然保护或物种保护的思想和实践，并延续至近代。三千年前的周朝设有管理自然资源的官员（称“山虞”、“泽虞”、“川衡”等）；两千年前的秦朝有动封山者死的法令；之后的汉朝更有按季节狩猎的王法；明朝的李时珍则撰写出记载有1800余种药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动植物）的煌煌巨著《本草纲目》；清朝已有保护森林以涵养水源的记述；在民间药农中历来有“逢三采一”的传统规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自然灾害、国际形势的影响，更多的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某些政策的失误，使我国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我国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以一个泱泱大国的姿态跻身于国际环境保护事务，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全球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我国的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工作得到了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友好人士的共同参与和倾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的权威研究机构，环境、资源、物种一直是其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以科学院为主，组织实施了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秦岭、三北、南水北调等大型区域和经常性的中小型区域自然综合考察，不计其数的分类、生态等学科的专题研究，加上其它部门的科学家所完成的大量相关研究，这些花费了中国科学家无数心血的研究成果，凝聚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事业发源、发展的坚实的科学基础。今后科学院仍将致力于发展壮大这个基础。设立于科学院的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应该是在执行CITES公约工作中必须依赖于这个基础的表现。

国家濒科委是我国履行濒危物种公约的科学机构，成立于1982年。二十年来，一直保持院长兼任主任的体制，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为主体、国内其他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专家为补充的科学队伍，所有委员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或知名专家。依靠这些科学家，国家濒科委和国家濒管办密切配合，比较圆满的完成了“公约”规定的濒危物种贸易审核要求；参与或主持了各种著作与刊物的出版，包括在国内外有关领域影响较大的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鱼类红皮书；组织和承担了各部门委托的濒危物种生物学和贸易调查任务，包括《濒危物种公约》附录二物种大宗贸易调查、边境贸易调查、药用动植物调查等；参与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主持制定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参与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制定，为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立法、执法、素质培养、宣传教育等活动提供了尽可能的科学支持；积极参与有关各项国际事务，赢得了我国在此公约中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

现代社会已经认识到，不管生物资源中的哪一种类、哪一部分、分布于哪个国家，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永续保存和可持续地利用这些资源是每个国家、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的日益进步，我国正处于由资源出口国向消费国的转变过程中；同时也处在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相信，我国政府、人民和科学家一定能在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下，承担起《濒危物种公约》和其它我国已加入的和将要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赢得所面临的挑战。“以法治国”，完善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保护、利用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执行体系；“以德治国”，让珍惜自然的思想成为每个国民的自觉意识，将我们这代人持有的这笔财富公平地、甚至是较现在更多的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全人类的子孙后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