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列CITES附录鸟类的国际贸易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有生境破坏、过度利用、外来种入侵和气候变化,而野生动植物贸易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存在显著影响。无监管的贸易会可能导致过度利用,并灭绝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以监控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为目的设立的国际条约。被列入CITES附录的物种,其国际贸易受到控制,以避免国际贸易威胁它们的生存。公约于1975年生效,中国于1981年加入公约。CITES管理被列入到附录中相关野生动植物,包括其“活体或死体,和其任何可辨认的部分,或其衍生物” 的国际贸易。国家CITES管理机构需要报告每个CITES附录物种贸易的来源和目的。被列入CITES附录物种的野外采集标本或商业贸易所受到的监控更为严格。

        全球有超过一万种鸟类,其中接近半数被人类直接利用,而有1500中鸟类被列入CITES附录。有研究估算了鸟类的红色名录指数,发现自1988年以来,对鸟类全球范围的威胁一直持续着。因鸟类宠物贸易居高不下,国际贸易 给鸟类带来的压力也在增加。中国最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曾经是鸟类贸易大国,同时也具有很大数量的受威胁鸟类物种。在中国有156种鸟类被列入CITES附录。那么中国在全球鸟类贸易上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鸟类国际贸易管理上提取怎样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CITES附录鸟类国际贸易,包括主要贸易种类,主要贸易国家,贸易量,贸易动态和贸易目的等。分析结果将不仅有利于鸟类国际贸易管理,也有益于鸟类资源监测、复壮和保护。

方法

        CITES贸易数据库由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代CITES秘书处管理。已保留了从1975年至今超过一亿条野生动植物贸易数据和五万种物种的科学信息。在CITES贸易数据库中,鸟类国际贸易被区分为鸟类活体、胴体、羽毛、卵、标本等。这些数据源自CITES缔约国向CITES秘书处提交的年度报告。标本来源被划分为9个类别:A(人工种植)、C(人工繁育)、D(商业利用目的人工繁育的附录I动物或人工种植的附录I植物)、F(圈养条件下出生的动物包括子一代及其后代)、I(没收或扣留标本)、O(公约前所获)、R(控制下环境抚育的动物标本)、U(必须说明的来源不明)、W(野外所获标本)。贸易目的包括B(人工繁育或人工培植)、E(教育)、G(植物园)、H(狩猎纪念物)、L(执法/司法/法医)、M(医药)、N(重引入或野外放归)、P(个人)、Q(马戏团和巡回展出)、S(科研)、T(商业)和Z(动物园)等。因为不同国家管理和科学能力的限制,这些记录可能与真实贸易不完全相符。另外,卵、羽毛和其他标本在进口和出口国家间可能有不一致或错漏。因此我们排除了卵和羽毛这些数量本来就较少的贸易记录。我们分析了1981到2010年间中国活体鸟类的国际贸易。CITES贸易数据库记录了详细的物种信息。我们总结了不同贸易目的和标本来源的贸易量,分析那些鸟类受到了合法国际贸易的影响。 

结果

中国活体鸟类国际贸易概览 
        在1981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的了总计超过一百万只活体鸟类,同期进口量约八万只。中国鸟类出口的规模从1995年之前的几只到上千只不等,快速增加到1999年出口了近两万八千只活体鸟类,到2005年持续下降。活体鸟类进口量在2004年超过了出口量。
 

国际贸易活体鸟类的物种组成 
        中国每年国际贸易的活体鸟类组成不同。与活体鸟类进出口的规模不同,物种数上,进口多于出口。 
        在1981年到2010年间,中国出口了将近90种鸟类,包括鹦鹉、雀和鹰隼等。鹦鹉和雀是贸易中最常见的鸟类,而其它鸟类只占鸟类总贸易量的0.3%。三种主要的贸易鹦鹉有费氏牡丹鹦鹉(Agapornis fischeri),桃脸牡丹鹦鹉(Agapornis roseicollis)和黑头牡丹鹦鹉(Agapornis personatus),占或有活体出口鸟类的57.9%。出口的雀形目鸟类主要有红嘴相思鸟(Leiothrix lutea)、爪哇禾雀(Lonchura oryzivora)、鹩哥(Gracula religiosa)、银耳相思鸟(Leiothrix argentauris)和黑白文鸟(Lonchura bicolor)。 
        有超过两百种鸟类被进口到中国,包括鹦鹉、鹳类、鴷形目、雁鸭类等。和出口类似,鹦鹉是进口量最大的鸟类。鹳形目和其它物种分别占所有鸟类进口的5.65%和2.7%。

中国国际活体鸟类贸易的进出口国 
        根据CITES贸易数据库分析,中国活体鸟类的进出口国家每年变动。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在1981年到2010年间开展了活体鸟类贸易。中国出口的活体鸟类主要目的地是欧洲、东南亚、日本和美国,而主要从非洲和东南亚进口活体鸟类。荷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美国是中国进出口的主要国家。超过二十万只活体鸟类被出口到西班牙,这占当期所有鸟类出口的19.62%。中国进口活体鸟类有一半左右来自南非,主要是鹦鹉。

活体鸟类国际贸易的目的和来源 
        1981年到2010年间,活体鸟类的商业贸易占中国鸟类出口的99.8%,和进口的92%。在所有鸟类贸易中6.8%的目的为“动物园”,而有1.2%被标注为其它目的。进出口的活体鸟类主要来自人工繁育,而非商业目的鸟类贸易中,中国进口的72%的来源是人工繁育,出口的为82%。子2001年来,主要出口的鸟类大多来是人工繁育,野鸟的比例从1991年到2000年的64%,下降到2001年到2010年的24%,降幅显著(t检验P = 0.047<0.05)。与鸟类出口数据不同,野生鸟类进口的比率只稍稍下降,从30%降到24%。

讨论

        自1990年代末期,中国鸟类的国际贸易发生波动,并以活体鸟类的商业贸易为主。在2003年后,中国鸟类进口的贸易规模、鸟种数和进口国家数都超过了出口。在世纪之交,就像中国蛇类国际贸易的趋势,在某些种类的蛇类贸易中,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从一个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在2004年中国的国家野生动物管理机构实施了蛇类贸易暂停之后,中国所有蛇类的进出口快速下降。国家水平结合CITES公约已经控制之前中国不可持续的蛇类利用。类似的,由于CITES和国家条例的协同作用,中国的鸟类国际贸易也降到了一个低水平。 

        在中国,很多活体鸟类被作为宠物贸易,这和国际鸟类贸易类似。鹦鹉和雀鸟在宠物贸易中很常见。牡丹鹦鹉是中国出口的最多的鸟类,但是进口却很少。牡丹鹦鹉是中国出口最主要的鸟类,但是进口数却少的多。在中国,几乎所有牡丹鹦鹉都来自人工繁育,并被作为宠物商业贸易。野生动物商业繁育是中国畜牧业多样经营的一个方面。牡丹鹦鹉是一些非洲国家的特有鸟类,分布较广。自19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对外来鸟类培育实施了新政策。之后,这些鹦鹉被进口到中国,并在鸟类繁育场中广泛繁育。有关野生动物繁育是否是缓解野生动物种群利用压力的途径仍在争论中。但是,濒危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圈养繁育还是存在一些成功案例。中国出口大量牡丹鹦鹉并不会威胁自然生境中的牡丹鹦鹉野生种群,因为国际贸易中只有人工繁育个体。这些商业繁育的外来鸟类为中国的鸟商带来大量收益。 

        欧洲、日本和美国是中国活体鸟类的主要进口国。这个结果与Nijman对于东南亚野生动物贸易的研究相一致。中国进口的鹦鹉主要来自非洲热带国家、东南亚和南美各国。据报道,这些地区的很多鸟类野外种群都下降,而需要更多的保护努力。非洲灰鹦鹉是中国进口最多的鹦鹉,其中几乎四分之三来自南非。多数从南非进口到中国的非洲灰鹦鹉是来自人工繁育,但是从其它地区出口的主要是野外捕捉。其野外种群因为捕猎和其它人类活动持续下降。作为消费野生动物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应该对未来进口野生鸟类采取更多管制措施。 

        中国黑白文鸟和爪哇禾雀的国际贸易和牡丹鹦鹉类似,只是没有这些鸟的进口记录。中国并非黑白文鸟和爪哇禾雀的分布国。因此出口主要也来自商业贸易和人工繁育。据记载,黑白文在当地生境很常见,且种群趋势稳定,因此于2007年被从CITES附录II移除。本地雀鸟贸易主要是红嘴相思鸟、鹩哥和银耳相思鸟这些具有广泛地理分布的鸟类。自1995年到2000年,中国捕捉并出口了约30万野生红嘴相思鸟、银耳相思鸟以及鹩哥。在这样大量的国际贸易贸易之后,却没有这些鸟类的相关种群趋势报道,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种群应该是下降了。为避免国际贸易的过度开发,1997年,这三种鸟类被列入CITES附录II。1999年中国国家林业局发布政策,除科学研究目的外,禁止捕捉、销售或出口从野外捕捉的鸟类。这也是2000年后中国出口鸟类数量下降的原因。 

        野生动物国际贸易也受到野生动物疾病的影响。野生动物可能携带有大量斌原体,而国际贸易活动会促进这些疾病的传播。在21世纪头几年,亚洲一些地区禽流感的爆发对鸟类国际贸易产生严重影响。一些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例如欧盟和越南都采取严格措施限制甚至停止与其它国家开展野生鸟类贸易。这也许同样影响到了中国那段时期的活体鸟类贸易。

1998年起,中国从南非进口了超过四万只活体鸟类,占商业性进口的99.7%,和人工繁育的94%。相对的,在从非洲其它国家,如坦桑尼亚等以商业目的进口的鸟类中83.7%都来自野外。中国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圭亚那进口的鸟类也主要来自野外来源,并以商业为目的。这些热带国家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具有很多特有鸟类,他们的鹦鹉贸易是全球宠物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非法野生物贸易和盗猎在这些地区很普遍,但是生境质量下降也同样威胁着这些国家当地鸟类的生存。如今,这些国家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和后果,阿毛在鸟类保护上取得进展,并采取措施控制鸟类贸易,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鸟类进口下降的原因。 

        CITES贸易数据库记录在CITES签约国间总有差异。另一方面,CITES贸易数据库之解释了合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信息,可能并不完全与真实情况相符。原因是,CITES贸易数据库依赖于国家自愿报送,而缺乏外部检查,如果有些国家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报送假数据也无法核实。相对于猖獗的盗猎和走私,我们的结果分析与真实的国家贸易统计相比可能是保守的。但是,这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贸易CITES所列鸟类的信息。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建议中国应采取更多措施以更好管理野生动物贸易:例如开发辨识人工繁育和野生动物技术,开展CITES附录物种资源和种群动态调查,加强与其它国家的CITES执法协作以及鼓励更多研究者投身于野生动植物贸易管理

参考文献:略

译自Li L,Jiang Z. *2014.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ITES Listed Bird Species in China.PLOS ONE9 (2), e8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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